5月28日，在上海黄浦区，一位父亲背着一个拿着风车的孩子走在外滩附近的路上。李康/照片
作者|李刚
在海边，海关大楼的时钟敲了94年。6月1日0点钟的钟声格外穿透人心。
十二个厚重的钟声穿过灯火通明的军楼，穿过滔滔的黄浦江时，回到外滩的人们停下来静静地听着。随后是汽车疯狂的喇叭和人群的欢呼。外环上庆祝封印的烟花冲向天空，响起了巨大的声音。踢脚，车轮滚动，连过河的桥都有些颤抖。
这时上海无数的两只耳朵等了两个月。
从6月1日0时开始，上海有秩序地恢复了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汽车通行。但是上海何时能完全恢复，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上海很多地方消化过去两个月收集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起诉期间没有看病的患者进入医院后，无法治病的宠物涌入宠物医院，无人照顾的租赁植物枯萎并更换，新两个月需要剪头发，关闭商店，弥补两个月的损失，一点点找回对这个城市的信心。
最近上海多个地区陆续出现了社会面阳性感染者。”传染病反弹的危险仍然存在.”6月3日下午，在上海市新冠疫情防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市卫健委主任吴磊表示：“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清醒。”
钟声起，钟声落，悲喜交集
这是自1843年开业以来大上海没有经历过的。“她病了，还不疼。一位市民说。
两个月前，浦东和浦西相继被封锁，2500万人，MOIN城市不再风云会、茶树马龙、人声鼎沸、酒绿灯不红。就像一切都停止了一样，只有海关大楼的钟声响起，日夜不停。(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现代中文译本》，第一部《现代中文译本》，第二部《现代中文译本》，第三部《现代中文译本》)。
3月31日晚上，一名34岁的保安在外滩遇到一个喝醉的人，喜欢喝酒，他认为这可能是该男子起诉前的最后一杯酒。
那天晚上以后，这个上海最繁华的街道上只剩下和他一起工作的保安等职员。他的眼神可以通过光秃秃的景观树和空荡的街道从路的尽头望到路的尽头。当时他在这条街上很少见到别人。经常伴随他的是海关大楼准时敲钟时响的《东方红》。
住在虹口和静安区的部分居民也能听到黄浦区传来的钟声。”以前听不到我的住处。现在那么安静，心慌，心慌。”一位虹口区居民说，每天早晨叫醒他的不是黄浦江的肚子哭，不是豆浆油条的香气，而是那个钟声。
4月，上海市杨浦区一个年轻人每天定3个闹钟抢食物。在一些小区，现代生活中几乎消失的“物物交换”变成了正常状态，拿出咖啡和酒换成了蔬菜和鸡蛋。
香烟、酒、可乐一度成为奢侈品，是稀缺品。
4月初的一天晚上，一名骑手敲着玻璃门关上的酒专卖店问我不卖酒，有人请他买，价格商量得很好。在一些开门的加油站，最火的不是汽油或柴油，而是一根烟，排队买烟的队伍总能有十几米，但很少有加油的汽车。
出不了家的那天，很多人重温了歌曲《上海滩》和电视剧《上海滩》。在网易云音乐这首歌的评论区，当时正在经历隔离的一个人评论说：“想起上海之前热闹的样子，今天看到外面的冷清，我也突然想听这首歌。”还有人说：“我40天没出门了，但我仍然非常爱这座城市。目前阳性病例已经突破50万人，但每天新增的从近3万人减少到1万人。”
有人说：“上海尽快摆脱了传染病的阴影。还是想推翻，白天郎，我心里起伏很大。”
外滩的那个保安再次遇到醉汉的时候，已经是5月下旬，两个拿着酒瓶的外国人蹒跚地从他面前走过。那时步行街两边的树木已经枝繁叶茂，好久没见的烟头又出现在路上。“好吧！”他感慨万千，上海很快就会回来。
5月23日，上海4条地铁线路率先恢复运营的第二天，在外滩附近热闹起来。一辆老人三轮摩托车疯狂地按着喇叭，在少数行人散步的四川疾驶而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坐地铁去南京东路，在看起来有点不景气的街道上拍照留念。当时步行街上绝大多数店铺还没有开门，只有少数人闲逛。
“又高兴又心痛。”那位老师说，她想念外滩的粗犷人群，怀念和平酒店老人爵士乐团的演出。
这位上海当地大妈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即将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的女孩，女孩向她诉说了在上海的遭遇。她看到女孩子眼里充满泪水，马上带着行李箱、在一起多年的一盆兰花，以及对上海复杂的心情离开。那时候上海列车越来越多，公共交通没有完全恢复，每天都有人走路或骑10多公里跑到虹桥火车站。
女孩子说自己忙了半个月，拿到了返乡证明和小区的许可，又费尽周折才抢到车票，现在手机快没电了，要在火车站地下车库睡一晚才能坐车。她把自己的充电宝给了女孩。
“希望陌生的异乡人不要对我的城市失望。她只是病了一会儿。”她说。
在5月末，医院里的新冠患者
来越少，上海市“封控区”数量也一降再降。在外滩，偶尔有摩托机车轰鸣而过，把路边骑共享单车的人吓了一跳；一些年轻人带着西瓜、滑板、香槟，走出小区，在苏州河畔的空地上相聚，对饮。
人们开始尝试慢慢回到原来的轨道。
6月1日这天，75岁的上海老人林静秋的第一件事是去儿子家陪小孙子下跳棋，直到傍晚时分才离开去外滩闲逛。这样平淡无奇的自由生活，她已两个月没经历过。她还特意去瞻仰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陈毅的雕像。她看到外滩像过节一样热闹，十字路口人潮汹涌，黄浦江畔的台阶上坐满了人。
她把外滩比作上海的“会客厅”，看着“会客厅”渐渐恢复昔日光彩，心里暗自高兴。因为外滩，也是她的“老家”。
她的祖辈曾从宁波到此经商，在南京东路附近买房开店，在河南中路466弄开过一家寿衣店。她在外滩度过了童年时光，1966年从上海第六女子中学毕业。她说，如今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就是在她家老宅旧址上造起来的。
上海解封的第二天，林静秋重回苏州河畔的梦清园公园，与阔别已久的老姐妹相见，并续上了10余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晨练。常年在梦清园吹萨克斯、已鬓发斑白的老人带着他的乐器、乐谱也回来了，梳着大背头，戴着金框眼镜，穿着西裤和皮鞋。老人吹了一首在疫情期间传唱颇广的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在苏州河边，她看到穿着布鞋，带着靠椅和午餐的老人，在昌化路桥上放风筝。往年的6月，每逢端午，苏州河里会赛起龙舟，如今只有河水流淌。
5月28日，上海市黄浦区，一些年轻人带着西瓜、滑板、香槟，在苏州河边小聚。李强/摄
不过，上海确实正在恢复，这一点儿，从生活垃圾的处置量上也看得出来。
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徐浦基地承担了上海市市区70%的生活垃圾转运工作。3月，基地的日均普通生活垃圾处置量为3924吨，4月降到日均2852吨，日处理普通生活垃圾的最低值出现在4月6日，为2114吨，等到5月，日均处置量回到3910吨。
最近，一个高峰值出现了，6月2日这天，普通生活垃圾量达到了4979吨。与此同时，另一项数据则持续走低。
“疫情可控以后，专项垃圾就在走下坡路。”徐浦基地负责人杨青青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些专项垃圾主要是来自于封控区的生活垃圾。专项垃圾处置量的单日峰值曾出现在4月25日，达到900吨，6月2日这天的统计数据显示，已经降至165吨。
“回来”的，不止生活垃圾。“打虎”也回来了，6月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月2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6起环境污染防治典型案例。“酒驾”也回来了，6月3日，上海交警查了70起酒驾、845起客车载货。
当城市重启时，一家上海的园艺公司发现，许多工作等着他们去做。疫情期间，这座大都市里的办公楼、商店等地方，大量的租摆植物无人管理，有的枝枯叶败，有的奄奄一息，有的需要修剪。
在一些林荫道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清洗，脚下的路常是黏的。一名环卫工人笑着说，他从没见过街边草坪里的草，像今年一样长到齐膝深。往年春天，割草机一周就会修剪一次草坪，那些草顶多没过脚背。
解封之后，从小区走到街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放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过去的这两个月，光看这个街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他知道，城市景观的恢复是很快的，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恢复。
被封控在小区的这个春天，他曾转遍小区，发现蜻蜓、萤火虫、水黾消失了，蟾蜍、青蛙、蝌蚪，少了。而在结束大规模的消杀之后的15天时间里，他又发现了新的蝌蚪，但对空气污染更敏感的萤火虫仍未出现。
从他的团队在上海野外布置的红外相机来看，很多城市公园里的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但它们的活动时间因为人的消失更灵活了，常被认为是夜行动物的黄鼠狼和貉，在白天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觅食。
“城市动物跟人的关系会更复杂。”王放说，“很多时候其实是人的活动在支撑它们的存在。”与此同时，他们的红外相机还曾多次拍到流浪狗组成一群，扑击野猫，有貉也曾被流浪狗杀死。
上海解封之后，市民关于貉的投诉增多了，“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就这么大胆地到处闯，你们能不能来管一下？”
封城期间，小貉会经历出生、长大、探索城市的过程。而这期间，城市看起来很安静很自然，人和车都少了。但人类提供的食物也在减少，它们被迫到更大的范围去活动，去花园，甚至商业区。
王放觉得，市民需要去理解野生动物。它们也得调整，得回到晚上活动，得重新躲藏起来。“城市并不是一直封成那个样子。”
病人来，病人去，继续治愈
5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仁济东院）急诊科副主任刘黎结束了闭环管理，回到家中。儿子担心妈妈不过只是回来一下，又要走。当明确妈妈上了班还能再回家时，他开心了。
两个月未见，离开时刚领回的小奶猫已经长大，宠物狗见到刘黎回来时，先是愣了一会儿，而后又亲热起来。
丈夫烧了一桌子菜，鸽子、带鱼、奶油蘑菇汤等，还拍了一张照片发在小区楼栋微信群里，邻居很敏感地判断出来，“是不是你家属回来了”。在经历过一场疫情风暴后，一家三口，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安安心心吃顿饭。
从那天起，刘黎渐渐找回不仅属于医生、还有属于妻子和母亲的家庭日常。那些譬如买菜、吸尘、拖地等家务事，原来她都很不喜欢做。刘黎说，当经历过两个月闭环生活之后，原来很日常的事情，变得奢侈起来。“现在能去做了，其实心里还蛮开心的。”
6月1日早上，刘黎从家到医院的路上，想找一辆共享单车来骑，但没找到。“路上好多人。”她说，“碰到的所有人好像都是挺开心的样子，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了。”
而在仁济东院急诊室，也有许多变化正在发生。
急诊室留观区逐渐恢复了秩序，为病人和家属增加了一个个小隔间；滞留在二楼病房的大部分病人都回了家，新的住院病人多了起来；临时抽调来支援的部分医生撤了回去，也留了部分医生像往常一样在急诊工作；急诊为自行挂号的病人重新排了专门看诊的医生。
但最近刘黎察觉到，一些炎症性感染病人的数量，要比往年同期多，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封控期间一直没来医院”而积攒下的病人。
“我们这两天碰到几个肝脓肿的（病人），肺部感染，变成肺脓肿。”刘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其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位，是一名建筑工人。起初，发烧、咳嗽，没到医院看，自己弄点药吃。“屏（撑）一屏，延误了治疗时间。屏不住再来看，（肺部感染）相对比较重了。”
她最近还碰到一位糖尿病病人，平时一直打胰岛素，但疫情期间被封控在单位，而单位没有胰岛素，他也没能及时买到药。“然后血糖特别高，酮症酸中毒送过来的。”刘黎说，“他还没完全好，又急着出院，因为他要复工复产，想要回去上班。”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林静秋的亲戚身上。
去年查出肺癌晚期的亲戚，原本在4月初准备做第4次化疗。“没想到一封，两岸不是一个星期停摆，而是足足两个月。”林静秋说，“由于交通堵塞，他需要用的药，运不过来。直到5月底，（医院）才通知说，这个药运进来了。”第4次化疗最终在5月底完成，“好在这个期间，病情没有明显恶化。”
连宠物医院都忙着处理攒了两个月的工作。
上海芭芭拉宠物医院院长王琦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期入院就医的宠物数量增加了至少一倍，“我们原来一天接诊30例左右，现在可能60例。主要是做绝育和打疫苗。”
在仁济东院急诊室，由120救护车送来的一类病人（濒危病人）就诊量没有明显的下降，自行前来就诊的二类、三类病人（危重、急症病人）多了起来。尽管前来就诊的病人总量比疫情严重时多了，但脱下“大白”、换上蓝色隔离服的医护人员们，能够更轻松、更迅速、更持久地应对了。
上海120救护车司机陶炜也脱下了“大白”。“解封后，120基本已经回归正常了。”陶炜说，出车量也回到了疫情前，只是送去医院的急救病人以老年人偏多，还有封控期间不能就医的病人。最近，他每次送病人到医院时，都看到一些三甲医院门庭若市。
如果从仁济东院的门急诊就诊量上来看，目前基本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但从整个上海的情况来看，因疫情处置工作的需要，进入6月以后，仍有包括浦东医院、周浦医院在内的25家医疗机构暂停部分医疗服务。
上海重启的前一天，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关闭。而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新冠病人的隔离救治至今没停。
自3月31日开舱收治第一个病人，至6月6日已有67天，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累计收治47722位新冠患者，这占上海本轮疫情新冠病毒感染者总数的十三分之一。
坐镇在此的，是仁济医院的医疗管理团队，总指挥是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他曾是2020年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近期，他送走了湖北、天津、江西等七省的援沪医疗队，迎来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等医院的766名本地医务人员。
这些选择“继续治愈”的医护人员，并未能在上海解封后，与家人团聚。
他们仍然保持着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早上从闭环的驻地出发，到新国博方舱，晚上再回到驻地。路上，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郑宇会路过家，他常透过车窗，与站在阳台上的女儿远远地挥手。那隔窗相望的瞬间，是他离家两个多月的日子里聊以慰藉的时刻。
在绝大多数方舱医院陆续休舱后，这支医疗队将战斗到6月中旬，继续治疗在院病人，并应对局部疫情的零星病人。而此前在5月25日选择关舱的世博方舱，正在修缮改建，未来作为常态化保留的方舱之一，继续存在。
上海这场疫情随着倒春寒而来，在立夏后慢慢消退。
6月6日上午，上海市卫健委通报的数据显示，整个上海市仍有523名确诊病例在院治疗，其中重型28例，危重型20例。这一天，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出院出舱病人1298例。其中，新国博方舱医院这天有313人出舱。
最近，送往方舱内的盒饭，一天比一天少；送到舱外的医疗垃圾，也一天比一天少。
随着方舱医院、定点医院的逐步关停，上海市产生的医疗废弃物数量也从高峰期的1407吨，下降到6月5日的583吨。
“虽然（应急响应）等级没变，但是离三级响应临界线的555吨也是越来越近了。”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阮剑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时做预案的时候，觉得555吨都不可能发生，但是没想到一下子就很快突破了1000吨。”
尽管医废产量巨大，处置的问题并不大，而当时最大的问题在运输。
“我们平时只有这些常规的医院，设定好路线，但现在等于全部推翻了，最多时200多个方舱。”阮剑波说，在重新规划运输线路的基础上，后续又调来100多辆车与相应的人手用于医废转运。
本轮疫情期间，上海市医废量在4月14日首次突破1000吨，10天之后达到1407吨的最高峰。医废量再次降到1000吨以下时，已是5月20日。其中，由于上海实行封控管理，普通医院的常规医废在4月4日这天降到了低谷，只有100吨，上海解封之后，常规医废量也逐步回升。
随着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复，阮剑波发现，他们在医废运输上遇到另一个问题：转运车会堵在路上。司机们没办法再像6月前那样，一路畅通。
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很快回到疫情之前。
自5月初以来，仁济东院急诊室就没再出现过阳性病人，但对“阳性病人出现”的担忧还在。“大家防护等级都降下来了，留观室（人员）相对比较密集，会担心再出现一个阳性的病人。”刘黎说，为没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病人设置缓冲区，这样的措施，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继续保留。
为了应对零星的新冠感染者中可能存在的精神病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也配备了精神卫生的专业队伍。这样的措施，也将过渡到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中去。
“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刘黎觉得，“疫情造成的影响可能不是两个月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包括对人的生活状态的影响。”急诊室，也还需要时间，慢慢向疫情之前的状态过渡。
转千弯，转千滩，小心翼翼
上海人近来常自问：解封后的上海，还能回到从前吗？
“社会生活完全恢复，包括人的心理，至少还需要1年以上。”林静秋说。年过古稀的她一生中经历过太多事，却很少有像过去这段日子一般。两个多月里，她做过35次核酸检测，50余次抗原检测。
最困难的是4月中旬，她与老伴儿两人在家，只剩下几斤米，两袋面，曾连续10天晚上吃的是面疙瘩汤。她从未见过一个物资如此紧张的上海。
解封后，林静秋心里仍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社会上有人提醒，米油菜还得囤”。
不少人在解封之后，生活在“小区会不会再次被封”的恐惧之中，日子也过得小心翼翼。
6月1日之后，因上海社会面出现零星的本土确诊病例，一些小区刚刚解封，再次被封。6月5日，宝山区一名27岁的女性确诊新冠肺炎，她所住的天馨花园小区原本在5月15日就被划定为防范区，如今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该小区约8200人再次进入封闭管理状态。
这正是血透病人赵勇担忧的。
如今，住在浦东新区的他，生活和就医都在慢慢回到从前的样子。
“门口的菜场都开了。青菜4元一斤，之前最高的时候15（元）、20（元）。”赵勇说，他从6月2日起，回到了位于仁济医院西院区的血透室，进行一周三次、每次4个小时的规律血透。
他不用再去位于曹路镇的浦东医院临时血透中心，也不用再等待社区不知何时能派来的车。
由于无法长距离行走，每次外出，他还是要母亲推轮椅，陪他坐公交。因为去医院仍需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他还是要每天做核酸以免耽搁血透。而让赵勇唯一害怕的是，“万一有谁再感染上了，我们又要封小区了。”他怕再次回到像三四月那般混乱的时刻。
“一方面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是就医需求。”上海市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党支部书记周洲觉得，“这两方面问题如果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能够缓解大部分居民的一些心理压力。”
6月1日那天，有视频显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外的马路边，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队。
类似的情况，在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也出现过。“6月1日、2日，我们正常开诊，都是超过（平时）两倍的门诊量。”周洲告诉记者，前来就诊的有初诊，也有复诊。“新就诊病人占3%左右，其他的都是复诊病人。”
周洲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还需要政府层面更好地来带领大家，共同提振信心，恢复正常生活状态，要有比较明确的进度表，或者明确的部署安排，这样节奏会更高效。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要继续保留，线下面对面心理咨询渠道也要陆续开放。
也有人没在上海等到6月1日。
距离6月1日还剩3天时，一对在沪开肉铺的夫妻决定不再等了，带着还在喝奶粉的孩子，从上海虹桥火车站离沪回了安徽老家。其中，孩子的父亲说，他在上海待了10多年，但不敢确定上海六一之后的恢复状况，而孩子因奶粉购买困难即将断粮。“还会回来，但要等上海恢复后。”
在5月底，一位年轻女性发现自己仍有“恐慌性囤货”的习惯，“只有60个鸡蛋是不行的，再买60个。冷冻室必须填满，否则要心慌”。解封之后，第一次去超市，面对满当当的货架，她仍然习惯每样多拿一份。“也不知道后遗症多久才能好。”
有人解封后则立刻购置一台新冰柜；有人一有时间就下楼遛弯，生怕突然没机会出门；有人清晨被喇叭声吵醒，还以为是居委会喊下楼做核酸，细听才发现是“收旧彩电冰箱洗衣机”。一些怕断药的人，则排队到医院复诊，开始囤药。
没解封之前，林静秋担心解封后物价飞涨，当她解封后走进超市，看到货架上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她就不再那么害怕。“稳定了民心。”林静秋说，实际情况比她想象得好，她开始给家里的冰箱“去库存”，“有的食品、水果要加快消灭”。
5月17日，上海市崇明区，庙镇集贸市场自5月16日开始实现“有限开放”，菜摊上摆着西红柿、茄子、青椒等蔬菜。李强/摄
最近，林静秋发现，家附近建筑工地上复工的吊机响了起来，莫干山路上恢复了水泥罐车排队的景象，沿街商铺大多开始营业，家常菜馆、咖啡店也重开店门，理发店门外有人排队等候。
6月1日，东方明珠电视塔恢复营业，有数据显示，这一天，上海市大型公共建筑的用电强度也恢复至3月上旬的72%，上海今年首轮集中供地也在儿童节这天启动，首日拍卖土地总计成交金额达495亿元。
住在北京的人发现，能够收到来自上海的快递；身在上海的人，拿到了刚“封控”时网购的面粉。
一些东西在慢慢找回，而一些东西则永远地失去了。
比如，一位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失去了一个“最出活的”春天，只干了10余天工，却休息了两个月；比如，一个从新疆来这里卸货的男人，失去了一份快递装卸工的工作，还感染了新冠肺炎，花完了身上的钱，日子需要重头开始；比如，一个河南籍的卡车司机，也是一个白血病儿童的父亲，在上海的马路边滞留两个月，直到6月1日才重新上路。
5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在虹桥火车站的临时安置点，一个男人正在看《一生的旅程》。他在本轮上海疫情中失业，没钱买票回家，在此暂住。李强/摄
一家黄浦区的花店3月中下旬开始歇业，冒险在5月20日“网络情人节”那天开门营业。营业前，花店扔掉了枯萎的花，提前3天从云南进购鲜花。那一整天，鲜花订单“爆单”，店里的员工一刻不停地包扎花束，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尽管如此，5月20日这天，花店的订单数量尚未赶上往年5月20日的三分之一。
5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了《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上海决定实施阶段性缓缴五险一金和税款、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围、发放援企稳岗补贴等八个方面50条措施，全力助企纾困。
6月1日上海启封那天，那家花店准备了200束鲜花，下午就卖没了。但6月1日过后，花店的销量不怎么理想，“（与往常）减少了三分之一”。花店老板发现，街上大部分的门店都开了，但大家的生意比以前差一点儿。
“这是个长期战役了。”花店老板说。
4月和5月，本是属于鲜花的季节，在高架路两旁，月季怒放，却没什么人观赏。
如今，月季花几乎要谢光了。好在那个人们熟悉的上海正在回来。办公楼里新的绿萝替换了枯掉的绿萝，路边的花箱换上新的花草，装饰重回车水马龙的街头。
“失去2022年的樱花，不能再错过绣球花。”6月，一个年轻姑娘将自己与街边绣球花的合影发在了微博上。她说：“我能看到路上的情景似乎没什么变化。但各种限流、场所码、核酸点、不能堂食的餐饮店、不知道还能不能开门的小店，又在提醒我，时间带来的改变。”
（文中林静秋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