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1”升级为“中国n”
越南也从过去的“1”变成了“n”的中心
4月7日，越南海防港一家电动汽车工厂的生产车间。绘画/视觉中国
越南经济神话背后的“中国一号”战略
本报记者/配角
发行2022.6.13总第1047号《中国新闻周刊》号
听到越南出口额超过深圳的消息，苏南的机械制造业小企业主李斌一点也不惊讶。近5年来，他和一行人收到了美国客户的电子邮件，说要将原本发给中国工厂的订单转移到东南亚。然而，这并没有引起恐慌：那些接到新订单的工厂往往是这些中国老板投资的。
2018年后，除了在国内保留部分“内需”业务外，宜宾的企业出口生产中心也转移到了越南南部的新建工厂。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是直接原因。与李斌有关的产业对美国课以25%的惩罚性关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在此之前，从中国转向越南的产业主要是纺织业，当地媒体表示，这与珠三角地区数以千计的服装工厂有关。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机械、制造业也开始局部转移。
国际巨头比稍微仓促的中国中小企业更早部署到越南。经常为这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湄公河经济”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亚当麦卡提介绍了《中国新闻周刊》，美国、韩国、日本等一些领先企业在2010年前后开始增加对越南的产业投资。2006年，英特尔在胡志明市开设工厂，成为第一家在越南建厂的跨国高科技公司。一年后，英特尔在越南的投资增加到10亿美元，当时越南制造业的整体规模只有100亿美元。
这种部署被称为“中国一”战略。为了避免不可抗力和监管风险，节省人力成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集中投资于中国的产业部分转移到周边经贸关系密切的新兴经济体，形成了“中国1”。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后一再发生的供应链中断危机进一步促进了对风险分散的思考。在一些企业的新计划中，“中国1”升级为“中国N”，越南也从过去的“1”转变为“N”的中心。
越南的对外贸易数据也在疫情下“逆市上升”，呈现出引人注目的面貌。2021年越南全国贸易进出口额近6700亿美元，同比增长23%，对电子产品、纺织品、机械制造贡献最大。对最大出口国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增长了25%，达到960亿美元。使越南成为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比2020年上升了5位。目前受雇于外国投资工厂的越南劳动力已超过600万人，是本世纪开始时的近20倍。但是另一方面，越南的短板也很明显。在世界银行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越南在190个经济体中仅排在第70位。
“中国+1”战略的首选目的地
五年前，李斌开始计划在东南亚投资工厂。再次，他选择了拥有东盟五大国际深水港的越南南部经济中心胡志明市。与越南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进出口必须首先通过香港和新加坡转移，“至少要多花一周的时间”。
麦卡蒂指出，作为”加一”战略的首选目的地，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优惠政策方面占优势，越南以交通、稳定和综合实力取胜，其中区位优势最为重要。越南北部与中国广西接壤，东面盘踞南海黄金水道，有3200公里的海岸线。该制造业中心围绕北部海防、中部岘港、南部胡志明三个主要港口展开。
住在胡志明的越南商人米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部的红海三角洲离中国最近，铁路货运便利，可以轻松对接上游产业链。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由于历史原因，有着更加活跃和繁荣的私营经济环境。因此，三星、微软、佳能等国际巨头的投资多选择北方，中小企业多向南移动。
2021年，北部直辖市海防是越南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因为韩国企业LG增资21亿美元，扩建了显示器工厂，占当年全年外国直接投资的40%。另外，李斌认为南部工业区的历史更悠久，补充更健全。胡志明市及周边省份的工业区企业入住率达到90%以上。
“投资工厂建设需要建设、消防、环境评价等一系列许可证，由一些成熟的工业园区代理，但其他工业园区不提供帮助，或者有腐败的危险。”李斌说。另外，受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南北之间农民工流动不多，但南方1000万劳动力中熟练技术工人更多。
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过去4年免税和10年减半的税收优惠是越南大部分工业区吸引投资的“标准”。但是对投资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在越南实施。在东南亚建厂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正式开始生产，收回投资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某些国家，政权支持不了那么久。“李斌说，如果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中国高管很少离开工业园区，但在越南，他说：“20 ~ 30年前，甚至10年前好像是国内。”
麦卡提指出，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中央总和。
书记、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为核心的“四驾马车”式领导机制几经迭代，但总体方针政策不曾改变。
在东盟，拥有和越南类似的投资友好环境的国家还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但两者的劳动力成本高于越南。麦卡蒂分析称，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约为中国的 50%， 2022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仍低于马来西亚、泰国甚至柬埔寨。而劳动力成本和越南接近的菲律宾，税收政策和基础设施又不如越南。此外，前述国家在交通便利度上都不及占据深水良港的越南和泰国，但泰国的政局不如越南稳定……
在签署自贸协定的数量上，越南也领先周边国家。越南在过去15年已加入了16个自贸协定。2020年，《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生效后，欧盟取消了对越南出口商品65%的关税，并将在10年内逐步达到99%的免除率。对工厂投资者们而言，这意味着产品进入欧盟的税率从约10%变成了0。
因而，综合考量成本、监管环境、社会稳定和对外开放程度、交通便利等国内外各方面因素，越南成为“中国+1”战略的首选目的地。
“利用越南制造”的逻辑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自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1”战略填补了美国市场每年500多亿美元的产品进口，其中越南获利最多，直接折算获利达82亿美元，而试图与中国竞争“全球工厂”的印度仅从中获利12亿美元。
在李斌看来，越南能在承接“中国+1”战略时超越劳动力十倍于己、产业基础也更完备的印度，背后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我转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产？就是最基础的加工和组装，然后获得越南制造的关税优势。”
过去，曾有一些中小企业通过中间人，用将货物转运越南再转出的欺诈方式冒充“越南制造”以享受关税优惠。那时越南政府对实施原产地欺诈的企业单次罚款仅为2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5.7万元），而此类非法活动的单次获利可达百万美元。
2019年后，越南对原产地欺诈实施了更严苛的打击措施。但“利用越南制造”的逻辑没有变化：无论企业体量大小，从中国和日韩获取上游材料，在越南加工，再出口欧美，是绝大多数外资工厂的经营模式。“越南的地理位置成就了这种模式，但也决定了其局限性：在这里设置下游工厂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位置好、物流方便，那我就没必要在这里建设产业链”。
这种商业逻辑决定了如今越南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疫情前，越南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五年内从92亿美元飙升到161亿美元，但绝大多数资金都是建设中下游的加工制造业工厂。这些工厂贡献了最多的进出口增加值，但因为没有配套产业链投资，这些工厂的零部件采购本地化率平均仅为36%，不仅远低于中国和印度，也低于多数东盟国家。
当前，越南最重要的出口加工产品是电子产品，出口量居全球第12位，其中手机出口位列全球第2名。三星的手机、任天堂的游戏机、LG的显示屏和苹果的AirPod从海防和胡志明市源源不断发往全球，数量以千万计。但在电子产品出口贡献了年出口总额四成的同时，电子零部件进口也占到了越南年进口总额的六成多。这些进口零部件七成来自东亚地区，三成多来自中国，且基本享受零进口税。
对越南经济贡献仅次于电子产业的服装和纺织业，出口额占越南GDP的比重高达16%，雇佣劳动力超过270万人。但是，以裁剪加工为主的下游低附加值部门占该产业的70%，这导致拥有良好原料种植和生产潜力的越南必须大规模进口面料，其中五成多来自中国，超九成来自东亚。
在米卡看来，这些产业链“上下游赚走了钱，留给越南的利润很少，还都被外资工厂拿走了。”虽然对欧美实现贸易顺差，但2021年越南对华出口仅为560亿美元，进口却达1099亿美元，对日、对韩贸易同样呈现大额逆差。与此同时，虽然外资电子工厂仅占越南全国同类企业的三分之一，但其出口份额却占到行业总额的90%以上；在纺织业，外资工厂垄断了全产业出口额的 70%。抢眼的外贸数据背后，越南本土公司并没有充分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中。
转型升级的内忧与外患
“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真正潜力，经济自主性和弹性不够高，国企效率低下，私企尚未实现可持续发展……”2021年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上坦陈越南制造业高速发展背后的隐忧。推进科技创新和制造业转型，则是新一届越南领导班子开出的“药方”。
之后的一年半，每个在越南的工厂主和投资人都感受到了变化：一系列涉及环境保护、拒绝落后生产技术和界定“高科技产业”的法令颁布，各工业区就此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评和技术审查。2022年，乐高和平阳省签署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将其首个“碳中和”科技型工厂落地越南。
根据越南政府最近公布的具体计划，到2030年，类似的高科技产业和采用高科技的农业公司要超过700家，整个加工制造业的高科技产量至少达到 45%。在此基础上，阮富仲定下了更宏大的目标：越南到 2045 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不过，曾多次为越南政府提供经济咨询意见的日本政策研究院大学教授大野健一觉得，这种升级不会“水到渠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同，过去十年，越南制造业并没有在生产率和结构布局上取得超出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突破性进展。随着全球供应链布局进一步演化，越南现有的优势都可能被取代。只有抓住红利期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取一席之地，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20年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越南政府也说了很多、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这里的产业政策‘习惯’没有改变。”大野健一说。
技术型劳动力的长期缺乏，就是越南绕不过去的坎。越南政府今年提出，到2035年汽车制造业出口额破百亿美元的目标，但当前越南汽车产业的零配件本地化率仅为10%左右，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已经建立起零配件本地化率达80%的产业链相距甚远。其症结就是本地工人的技术水平有限，达不到合资和外资企业的要求，工厂不得不维持进口组装模式。
越南政府并非不重视劳动力的技术培训。自2000年以来，越南公共财政支出的15%到20%都用于教育，投入位居东盟各国前列，工业区往往还给予外资工厂高比例的技能培训补贴。但即使身处用工环境最成熟的南部，李斌和米卡也常为招工犯难。李斌感到，越南农民工的基本素质、敬业程度都没有问题，但这个群体并不像成熟的产业工人那样稳定。
米卡则更直接地将之归因于“社会文化还没有跟上经济发展”。虽然越南最近五年一直改革户籍制度，但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强化了城乡文化差异。根据越南总工会的调查，新冠疫情前，已经有超过150万的越南农民工存在住房困难，占到全部工业园区务工人员的近一半。2021年7月至9月，南部各工业区因疫情扩散被迫封控、停产后，超过130万工人离开胡志明等城市返乡，许多人就此一去不回。封锁结束后，米卡上涨工资也未能招回熟练工。他的服装厂每条生产线上需要30多名工人，但过去半年来只能维持三分之二的生产力。
因为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若即若离”，即使在南部，招聘熟练劳动力也需要两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又因为南北、城乡、内陆沿海的文化差异，即使深入南部省份之外的地区招工也难有收获。面对人力资源的复杂性，多数外资工厂不能不放弃自我招聘、培养，转而依赖本土的劳务外包公司。这进一步恶化了用工环境，也让技术劳动力的培养更无法持续。
李斌指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意味着任何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上游都不会转到越南，而“除非上游转移了，对终端工厂的投资才会跟着转移，越南才能承接真正的高端制造业”。
在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越南解决：能不能建设高效且国际化的商业环境，在金融和高等教育、科研等领域和国际接轨，实现税收透明和会计师、律师等关键行业的职业化、国际化，同时深化国企改革，防止垄断和不良竞争……麦卡蒂说，产业升级的实现“没有飞跃的一大步，只有无数个一小步”。
不过，麦卡蒂也强调，越南的经济体量不同于中国和印度，适龄劳动力规模也只有印度的十分之一， 因而越南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以中印为模板。比如，对于劳动力和上游产业链的问题，新一届越南政府给出的方案包括加强东盟区域内劳动力跨国流动，以及通过零部件进口关税优惠继续借助周边国家的上游优势。这虽然是大野健一所说的“政策惯性”，但在当下并非不可行。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在越南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实现产业升级前，此前给予它们高速发展机会的外部红利期可能很快结束。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原则，在全球供应链问题上更希望日、韩、中国台湾地区将高新技术产业链向美国转移，而非向越南等中国近邻转移。
此外，华盛顿选择启动IPEF而拒绝加入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体现出在未来的经贸合作中拒绝提供关税、准入激励措施的趋势。这意味着，在越南、印度等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美国很难在自己的高新技术市场让利于伙伴。
另一方面，当国际形势从和平发展转入冲突与危机频发，没有内循环市场、又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下游的新兴经济体更显脆弱。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危机升级、中国疫情加剧，都导致越南制造业的原材料价格因物流成本飙升而猛涨，钢铁和石油的涨幅接近90%。对于主要向美国出口产品的李斌来说，更糟的是从胡志明到美国东海岸的集装箱价格也翻了三倍。这几乎是重演了去年下半年的场景：德尔塔病毒在胡志明蔓延时，这座越南最大港口的卸货停留时间一度从2个多小时飙升到近14个小时。此后，越南对美出口额出现断崖式下跌。
“越南无法依靠国内市场引领经济增长，因此必须比中国更开放，这在当下并没有选择，但也必须承担其风险。”麦卡蒂说，关键在于，在之后的全球供应链竞争中，越南是否还能“继续在大国竞争中游刃有余，而不是被拖入其中”。
（因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斌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