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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山上看世界·古今篇

作者:舒升 谈古说今,在于古为今用。“古”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今”是叶,叶茂靠根滋养。只有坚定历史自信,以史为鉴,增强历史主动,做好当下,才能踔厉奋发 ,开创未来。 谈“古”,同…

作者:舒升

谈古说今,在于古为今用。“古”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今”是叶,叶茂靠根滋养。只有坚定历史自信,以史为鉴,增强历史主动,做好当下,才能踔厉奋发 ,开创未来。

谈“古”,同盟山诞生于距今三千多年前一场武王伐纣牧野之战。战前,在殷商都邑与古宁邑的结合部(今获嘉县域内)武王军与八百诸侯国将士会盟牧誓,五万之众威武雄壮,斗志昂扬,兜土筑坛,坛高十余米,方百余亩,因周边一马平川,凸显这里高俊,称之同盟山。

同盟山横空出世一日间,殷商王朝败亡,从这里走出个大周天下,使其成为中国历史商周之变时空坐标点。在这里“中国”概念孕育而生,奠基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华夏神州,风流倜傥,成为世界耀眼夺目的东方明珠。在这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孕育出了厚重、博大、精深的同盟山文化。

古殷商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让黄河下游臣服于夏朝的一个部落强大到夏商之间的地位交替。商汤“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执政理念,和“有功于民,勤力乃事”的施政作为,影响了几任商王的统治。到了武丁“中兴”,文治武功都达至巅峰,有了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大盛世。天文历法,甲骨文字体系,数学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概念形成,光学知识应用,青铜器技术等占据世界科技文化高地。青铜器的应用,促进了车、船、雕刻、金属加工等制造技术和农业、军事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海内外贸易,是东方世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有渤海沿岸的,有西北草原的、有长江上下游的,也有商人自己生产的农作物与工艺品,都在殷都买卖交易,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大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

殷商如此鼎盛的局面却为何没有维持下去?一个只占据泾渭流域一片狭窄谷地的“小邦周”凭什么能达到可以与一个地大物博的“大邑商”分庭抗礼的地步,并且史诗般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

史料记载,殷商王朝武丁死后一百年间的八代国王大多无所作为,早已没有了先王那“有功于民”理念和奋斗进取精神,安于享乐,日益沉醉在荒淫腐朽的生活之中。而末世的几个君王更是昏庸、好战外加残暴,陶醉在“唯商独大”幻觉中。贵族的奢侈生活完全建立在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下,活人祭祀之风不减,性爱狂欢,历史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带来的是天悲民怨。一个鼎盛繁荣的王朝也经不起十多个昏王暴君折腾,加上周边部族的进攻和骚扰,疲于应对,国势日渐衰微。

殷商衰微在政治理念上,统治者“尚鬼”“尊神”,他们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天地鬼神的意志来统治国家。“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对玄鸟的祭祀、“好祀”“重祀”之风盛行,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尤其是祭祀大量用活人做祭品,活人祭祀不仅残暴,而且违背了中原农耕文明的天理人道。

殷商衰微在“内外服”政治制度上,形成了商朝“强干弱枝”格局。商朝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而是以都邑为中心,有“王畿”和四周散布的几个或几十个诸侯国组成的联合体,在诸侯国之间存在着空隙地带。空隙地带里的部族和小方国死心塌地的有之,口是心非的有之、离心离德的有之、图谋不轨的也有之,更有不加盟的散兵游勇,伺机蠢蠢欲动。因此,统治者军事征讨成为主旋律。商王兵锋所指,其他部落望风披靡,投降的输城纳贡,不投降的就要被屠城灭族。各诸侯国在夹缝中生存,这个潜在的“火药桶”愈造愈大。所以一旦商朝衰落,中央对诸侯和方国的控制力就将消失。

殷商是在末帝商纣王帝辛的统治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据史料梳理,帝辛不是后世儒家描述的“残义损善”的主,起码不能一概而论。其一是帝辛之前的殷商王朝根基早已不牢,败亡的罪过记载他一人头上不公允;其二是帝辛确实有过一些“标新立异”。据史料记载,帝辛见多识广,力大无穷,不用武器凭双手可以格杀猛兽,能把九头牛倒拉着走,而且颇有辩才,因此深得先帝父爱,不惜违背祖制立他为王。帝辛一登上王位,为制服东南夷的骚扰,一改先君的征伐办法,注重用兵策略,命天下各路诸侯选派武功高强的勇士集中规模演练,以此展示军事实力,致使东夷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不敢轻举妄动。为了扩展疆土,派部下向东征讨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在位30年,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淮河和长江流域,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正如毛泽东评价帝辛“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殷商王朝在征战中获得了大量的财物和俘虏,国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为了巩固江山,帝辛在朝歌城外围扩建了三道城墙,城池规模庞大,坚不可摧,展现出“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并且帝辛还将王城向南扩展一倍以上,称为“二道城”,以此显示朝歌城的繁荣和坚固。据一些史料载,帝辛还废除了杀戮奴隶和俘虏的旧制,让他们发展生产,并积极推广使用耕牛,开展集体生产,普及壅土施肥和灌溉排水等先进的耕作技术。因此帝辛应是“商朝的百姓很拥护他”的。据地方志淇县民谚确实有“帝辛的江山,铁桶一般”的记载。

但历史上“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记载是真实的。据史料梳理,帝辛的败亡原因有三:

一是帝辛“标新立异”在“术”上,不在“道”上。譬如他启用专门给王室服务的费仲,提拔当了中大夫,启用战俘恶来当自己的护卫,让奴隶当官,表现出他有的是“雄才”。但在“大略”上是守旧的,譬如商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政治理念和“内外服”的政治制度依然如旧,反而帝辛都有过而不及。结局是“玄鸟”可以“生商”,亦可亡商;

二是帝辛“很有本事”,成也斯,败也斯,亡亦斯。王者,当其聪明足够使他拒绝规劝,智慧也足够使他掩饰错误时,“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是非不分);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狂妄自大)”,孳生他的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血腥,骄傲、自负,没有忧患意识,“拒谏、崇侈、嗜酒色”,刚愎自用,又是个“建筑狂”,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为了弥补费用不足,在全国增加税赋,由于旱涝歉收,能够按时进贡的属国逐渐减少,帝辛为了显示商族的王室威严,不是“收拾民心”,而是实施酷刑,“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残害无辜)”。无度地张扬“暴君”个性,丧尽民心,加速了商王朝“地动山摇”;

三是帝辛无休止的征战,战俘多的成患。要命的是太多的俘虏并没有真正臣服于商王朝,一旦局势有变,倒戈就会爆发。

牧野之战的导火索引爆,是帝辛号令各诸侯参加他最后举办的一次规模极其壮观的大阅兵展示,目的是要求各地加倍按期进贡赋税和特产。在强大武力威逼下让诸侯就范。不想东夷首领参加阅兵大会半截逃跑,宣告拒不纳贡。帝辛恼羞成怒,决令再次征伐东夷。打仗用钱,国库亏空,就压榨百姓,逼令诸侯国进贡,而且狮子大开口,从粮食到家畜家禽,再到玉器,无所不要。民心丧失殆尽。他的一些亲人劝谏他、启发他、感化他,结果“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见《论语·微子篇》)。商政权内部矛盾激剧频繁上升,殷商王朝基石土崩瓦解。

当然,东夷各部落经不起商军大兵压境,经过几次战斗后,只好投降。正因为帝辛将军队大批的调去征伐东夷和戍守东南地区,放松了对西部周人的警惕,就有了历史上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由于商都兵力空虚,帝辛慌忙之下,将王都附近的奴隶、囚犯组织起来,又调集不多的军队匆忙御敌。虽然商军数量大于武王联军,但正规军不多,其士兵都无心打仗,其中很多人倒期望武王姬发胜利。所以,双方军队在牧野布阵对战,战争刚刚开始,商军便纷纷倒戈了,帮助周军作战。帝辛亲自率领的商军,顷刻土崩瓦解。倒戈的商军引领武王联军进入了朝歌。这就有了“战一日而破纣之国”史诗般的传奇。

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1976年在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一件利簋,是目前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该簋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武王伐商的这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疑惑以外,还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周革殷命”是有历史原因的。周族是农耕世家,始祖弃早在尧时就被举荐为“农司”,舜时任命为“后稷”,再到夏,多代周族先公都承继了“后稷”之职(名),主管天下农事,一直到殷商代夏,失了官,被商王室放逐,全族流亡至西北戎狄之间居住(见《史记·周本纪》)。数次迁徙,艰难求生,但周人始终保留着后稷的农耕技能。一个风光了数百年的士大夫家族,被商赶到蛮荒之地,即便当时没有“反商复夏”之心,也不会对商朝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到了公亶父时期(距夏亡已四百年),周族终于结束了迁徙,在岐山周原站稳了脚跟,重修后稷、公刘大业,废除戎狄习俗,营造城郭、建筑宗庙、设立官吏,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把民众分成邑落定居下来,建立诸侯国,并得到了商王朝认可。据《竹书纪年》载“(商王)武乙六年,豳迁岐周。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定国号为周。亶父身居商王朝诸侯国王,继承周祖遗风,勤于农耕,收成丰美。每年春天,他都和妻子太姜亲自下地,不怕劳苦,辛勤耕作;夏日暴雨倾作,他与青壮年一起,加固堤堰,疏浚河道;秋日黄叶飘零,他带领大家收割、打碾、贮藏粮食;冬季大雪纷飞,他忙着走家串户,访疾问苦。公亶父“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见《史记·周本纪》)。实际上,公亶父这时就开始谋划剪商大业了。公亶父使周人逐渐富足起来,赢民心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古公卒,少子季历继位。季历被商王文丁囚禁处死,其儿子姬昌即位。

因姬昌娶了商王帝乙的妹妹,也就是帝辛的姑母,一直与商朝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种“良好的关系”被耽于淫乐和动辄杀戮的帝辛断然打碎了。九侯的女子献于帝辛,仅仅因为该女不喜淫欢,就被帝辛杀害,帝辛还把献女的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对此强进忠言,也被帝辛杀死并做成干肉。周姬昌闻知此事仅偷偷叹息了一声,被崇侯虎告知帝辛,结果姬昌也被关在了羑里监狱。帝辛为了进一步污辱姬昌的人格,从精神上彻底把他压垮,竟把他的长子伯邑考杀害,并烹作肉羹强令姬昌喝下。姬昌胸怀灭商大志,为避免遭到“辟尸”残害,只得咽下这揪心裂肺的人肉汤然后再去含泪呕吐。少年丧父之恨,老年失子之痛,囚服在身的姬昌面对残忍的摧残、生死未卜的命运没有倒下,强压胸中燃烧的仇恨烈火,囚室成为他克商的战场,他从自然界选取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8种自然物,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源;把世上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坚信人间世事和命运人生都在刚柔相对、变在其中;他将伏羲的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并且用隐晦的卦辞和爻辞告诫子孙后代“周革殷命”六十四种情形六十四种处置办法。七年后周部族给帝辛献上了大批名马、美女珠宝,才换回了姬昌。

大难不死的姬昌在渭水河边遇到了姜尚。姜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飞熊,河内郡汲县(今卫辉)人。先祖曾做四岳之官,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半生寒微,年轻时在家乡不远的朝歌都市做“生意”糊口,宰过牛、卖过肉、开过饭店、卖过酒;壮年时周游华夏山河大川,与平民及民间志士零距离接触,成就他“兼利天下者也”(孔子评介)的人生轨迹。他自幼嗜好读书,无论到哪里,闲暇时都卷不离手,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始终期望有朝一日为天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见《六韬·文师》)施展才华。伟人聚首,一个是“制立周邦”为成就灭商大业求贤若渴的明主,一个是胸怀治国经武的雄才大略“兼利天下”的民间奇才。他们都是河洛文化伏羲八卦的崇尚者、践行者。智者相约,“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见孔子《文言》)。他们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为重要命题,“周革殷命”的战略谋划、决策纲领、施政方略邹然形成,一场商周之变的飓风惊雷在渭水河边滚动。

《史记》载:“周姬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不仅明晰了“太公望”“师尚父”辅佐文王、武王的文韬武略的历史表述,更确立了姜子牙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鼻祖的地位。姜尚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见《六韬·順启》)直点商王“君权神授”的死穴,倡导“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宣扬商有悖于天道,天将降祸于商,天命归周;针对商朝“内外服”的政治制度形成的“强干弱枝”格局,收复“弱枝”,孤立“王畿”,逐渐使周人的影响力遍及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地区一半的土地,此外晋东南(亶父次子虞仲系)和江汉地区(亶父长子太伯系)也是周族支脉,而商王朝只剩下黄河下游及东夷之地,一个古代版“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形成,正如《史记》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虽然文王姬昌迁都丰邑不久后去世,没有完成剪商大业,但交了个好班,次子姬发继位,延续国祚,继往开来。对内继续富民强兵,对外牢固建立灭商统一战线,“挖墙脚”,并在殷商统治版图上,利用诸侯国之间的空隙地带点燃反商烈火。“孟津观兵”二年后,趁商都朝歌兵力空虚,商王朝政撕裂,帝辛成了孤家寡人,聚集八百诸侯国五万将士在同盟山“牧誓”,“战一日而破纣之国”。

从牧野之战准备到同盟山战前勒兵、牧誓,从“战一日而破纣之国”,再到战后祭室、“告捷礼”、姜子牙“以人封神”等重大事件,孕育出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同盟山文化体系,即:民心天下文化、敬德感恩文化、易道智慧文化。同盟山文化体系积淀丰厚、博大精深,在中华文明史上构筑了一座成熟国家模式文明体系大厦,它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

说“今”,在于同盟山文化传承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脉络和实践主题,契合了新时代人民性、民族性、世界性。

新时代其历史脉络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其实践主题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新时代诸个维度来看,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是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时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时代,是民族振兴、团结奋进的时代,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时代。其历史脉络和实践主题所彰显的是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而价值与力量靠中国精神支撑。习近平浓缩为8个字:“创造、奋斗、团结、梦想”。这8个字,是在以人民为主体的一根“红线”上。“红线”的一头是同盟山传统文化,另一头是新时代新实践。同盟山民心天下、敬德感恩、易经智慧文化与新时代胸怀梦想、敢于创造、团结合作、不懈奋斗的精神,其根脉相连,一线相串。这根“红线”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纵是历史主旋律,横是新时代宏图壁画。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红线”上构筑。“红线”的延伸,使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提升其凝聚力、引领力和感召力,走进人心、深植人心,从而汇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

新时代其人民性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民族性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其世界性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传统的同盟山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心天下、敬德感恩、易经智慧文化,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精准的文化支撑。这种判断的背后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只是一种客观描述。

当年同盟山见证的那场战争,是为“天下之天下”而战,是为“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而战,是为让天下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而战。同盟山“牧誓”,“战一日而破纣之国”,历史就是这么精彩。毛泽东评介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是有其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时代意义的。因为这场战争具有厚重的人民性。

如果说,同盟山民心天下文化如同一道七彩缤纷的人间彩虹架设在华夏神州的蓝天,给人民以期待,令统治者敬畏,那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东方喷薄而出的太阳,温暖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而且包括向往和平、追求幸福、走向理想世界的全人类。因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歌,由心而发,中国人民唱了70多年,越唱越响。这就是民心。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

敬德感恩是农耕文明的基因。中华文明之根扎在农耕文明沃土之中,中华民族自古就是敬德感恩的民族。3000多年前姜子牙同盟山“以人封神”,是中国第一次以国家层面的敬德感恩活动,其社会功能是激发人们对“天下之天下”的向往。之后,诸子百家智慧大爆炸的时代,中国就有了《孝经》《道德经》等。“心头感恩血,一滴染天地”,中华民族一路走来,敬德加强国家尊崇,感恩收获民族自信。同盟山敬德感恩文化传承与新时代民族性契合的天衣无缝,因为国家尊崇、民族自信在新时代从未如此迫切。

新时代我们敬德,敬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先祖、先贤之德;敬近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经磨难、奋起抗争的无数仁人志士之德;敬天德,敬地德,敬黄河母亲河之德。因为我们躯体里镌刻有他们的基因,血液里流淌着他们的魂灵,骨髓里凝固着他们的梦想。老祖宗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老祖宗给予我们民族自信。我们感恩,感恩生命里所有温暖的相遇。感党恩,是她拯救了支离破碎的旧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斗,无数革命先烈、英烈用血肉之躯铺就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让天下劳苦大众脱离水深火热的险境,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新生活;感祖国之恩,是她旭日祥云神州竟盛,是她春风化雨华夏峥嵘,是她铜墙铁壁营造祥和家园,是她让中国人民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感民族之恩、社会之恩、父母之恩、师长亲情之恩、乡邻乡亲之恩等等。常怀感恩心,就会将舍得视为最大的快乐,就会内生一种责任担当的定力,使人进入一种境界,在多元文化精彩的世界里,更加坚定民族自信。一个敬德感恩的民族,就没有我们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们永远强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鸿篇巨制,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人类工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中国工农同盟后进行这场世界意义的同盟,新时代更须从同盟山易经智慧文化精髓中汲取营养。如果说同盟山诞生,开启了国家层面“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探索,易经智慧成就了“周革殷命”那场战争,那么,3000多年后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是吹响了“天下大同”“环球同此凉热”集结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水火既济”等易经智慧,更要在“小小寰球”打出一片新天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内涵日益丰富,内容日趋完善,意义愈发彰显。面对世界新冠病毒肆虐,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阴霾阵阵,世界经济萎缩滑坡,全球化进程遇逆风,习近平的“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深陷至暗时刻的世界点亮希望之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天下之天下”在新时代的解读,是人类生存智慧、精神原则和文明理念的最理想、最温馨、最卓越、最辉煌的篇章。“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风高浪急之时,我们更要把准方向,掌握好节奏,团结合作,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这是新时代中国式同盟的基本要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这是新时代中国式同盟向世界意义的延伸。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可能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逆转。

由此联想起恩格斯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50页)人民领袖习近平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有父辈红色基因的熏陶,他有黄土高原七年知情生活的磨练,他有从政村、县、市、省直至中央经历的锻造,他自幼有博览群书的嗜好,在人类浩瀚无垠的知识海洋里,赏析的是中国文化璀璨明珠,体悟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诘问的是中国前途与人类命运,鲲鹏展翅的志向,浩渺宇宙的胸怀,他就是“一个社会时代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心贴心,在新征程上,我们“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面向未来,我们“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我们自豪!我们骄傲!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这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我们永远谨记领袖教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2022年11月10于同盟山

 

〖作者简介〗  舒升,本名时昌功,河南获嘉县人。1972年12月入伍,1979年从部队转业到获嘉县宣传文化部们工作,1985年到粮食部门工作,经济师,1992年“下海”到全民所有制企业,曾任公司经理、厂长,2013年12月荣退。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荣获新华网、人民网十大优秀博客、十大新锐博客、十大廉政博客、十大责任博客。现为新华网新华号、人民网强国论坛撰稿人,中国民生时报总编助理。勤奋笔耕,热爱生活,常以时政评论诗歌寄情并见诸报刊,编著有《舒升文集》《漫谈同盟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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