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升
煌煌商周史，姬昌脱羑里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史料记载各异，疑点多多，随着出土文物大量展现，依据大历史观综合考证，帝辛得宝释姬昌的难解谜底浮出了水面。
历史告知我们，帝辛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大脑简单、很容易糊弄的昏王。《史记》载：“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太史公这段表述一定遗漏了什么。帝辛不应该是因得一些“美女奇物善马”就能让他双眼发亮、枉顾国家大事而“赦西伯”的王者。另外，周人也不是约七年时间才想出此招救姬昌的笨拙之辈。还有《左传》载：“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这有点一叶障目，说帝辛囚禁姬昌后，诸侯都跟着一起坐牢，姬昌深得人心，事件可能有之，但帝辛害怕了，就不靠谱了。这里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和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公元前1075年，东亚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迎来了它的最后的疯狂，子受继位，史称帝辛，定都朝歌。这个青铜铸造的鸿篇巨制于此章的终结处分野，断裂成中华文明浩瀚星空中第一个真实且清晰的流星。
综合史料与文物证明，帝辛聪慧、英武但自负，具备精英主义者的通病；激进、理想主义、好大喜功，对平庸者缺乏耐心，容易得罪人。帝辛即位接力的是父王帝乙的重消耗式发展已使得军力疲敝；历经六百年荣华富贵，商国的贵族早就腐败不堪。帝辛最无法忍受的是那些坐在奴隶的脊梁与外邦贡品上的主子们，一个个脑满肠肥、羸弱庸鄙、尸位素餐。老祖先定下的管制体系是任人唯亲，政教合一，跨界兼职。帝辛组阁自然想到家族里几个托孤大臣撑门面，包括叔父一号比干、叔父二号箕之与大哥微子启。一朝公卿三子姓，这在商朝历史上绝无仅有。帝辛的双眼洞见了帝国的病入膏肓，他要为国家剜疽续命，再创辉煌。这疽坏的病灶乃是腐败的贵族，这辉煌则要靠数代之前就勘定的基本国策–开拓东南！帝辛期盼着亲兄弟、亲叔父会与自己同心同德，一扫国内浊气，重振朗朗乾坤。万没想到，站在帝辛对立面顶牛的是子姓三巨头！
帝辛的愤怒到了极点，在于他看得不够通透，子姓三巨头并非针对帝辛本人，他们反的是帝辛背后的宗法新制度与商王集权的新趋势。其实，帝辛上位本身就是制度变革的产物。
按兄终弟及制，比干凭着才能突出且德高望重，本有望继承大位。帝乙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等到侄子继位，这股怨愤就难以收敛了。箕子与比干情况差不多。微子启也是不遑多让。身为长子，因缺一个“嫡”字而丢了继承顺位。还不至如此，自“周祭”将嫡蔗之别区分开来，兄弟相传就被嫡子继承制踢出了历史舞台。帝乙与帝辛父子为了将这一制度继续夯实，又在主流的周祭之外开了一个小灶，称“祊祭”，主要祭祀武丁、祖甲、康丁、武乙、太丁五位近世代的直系王，帝乙死后也加入了这个套餐，外加一两位王妻或王母，旁系的祖先就不祀了。而祊祭的出现使得矛盾更加激化，假如后世商王彻底用祊祭替代了周祭，那他们几个老哥们连祭祀名单都列不进，只能在天上喝西北风。商族重祭祀，夺人祭祀，犹如杀人，大恨也。子姓小宗们因个人利益而团结在了一起，在国家大事上跟大宗唱起了对台戏。面对这些小宗亲戚，帝辛还动不得打不得，因为他们都是树大根深的子姓长老。可怜的帝辛连乾纲独断都做不到，乃标准的“孤家寡人”。
商王朝的现状就是，商王花了四代人的时间，终于斗赢了贞人集团，结果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帝辛摊上贵族集团出来唱反调了。
理想主义者是一种很可怕的人，尤其是帝辛手握王权，当理想被现实粉碎之时，他会很痛很受伤。这种伤痛与他满载的雄性荷尔蒙一混合，就会燃，就会炸，就会天崩地裂，风云变色。他吃软不吃硬，开始重新组建自己的团队，既然你们不支持我，那通通给我靠边站。贵族里无人可用，老子就不拘一格降人才。帝辛打破了商国“任人唯亲”传统，用人只有三个标准，就是才干，才干，还是才干。这在先民时代乃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算独树一帜。很快，一批此前并不显名的新贵出现了王佐团队里，包括费仲、飞廉、恶来、胶鬲等。这些陌生面孔的加入，为商的政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形成了一个围绕帝辛而运转的小王廷。
不拘小节与刚愎自用，期间只有一线之隔。政治格局重组，人王集权度提高，也撕裂了商的政治版图。广大老牌贵族被激怒了，已经失势的宗教神官集团也依附在旧贵族身旁苟延残喘，新老暗斗，一条地下“倒王统一战线”开始悄然联结起来。这是后话。
以戎制戎，集力治夷，摒弃西北，力图东南，商王朝的基本国策不变。这就有了帝辛阴险又惨无人道的“探底”工程。将九侯施以醢刑、鄂侯遭脯刑是对“不守规矩”的宗亲贵族和“搞小动作”的诸侯部落给予敲山震虎、杀鸡儆猴，拘姬昌是试探其忠诚度。正如姜尚桑林聚义时分析的那样，昌君并没有生命之忧，他在位熬死了文丁，熬死了帝乙，熬到了又一个敢于与贵族硬碰硬的帝辛。周方国实力的存在，只要我们阵脚不乱，西伯俨然还是商廷内部两方势力都想拉拢的对象。
西伯侯姬昌即位不久，帝乙给予周国当头棒喝，让报父仇暴怒中的姬昌冷静下来，再拉回谈判桌上，后又帝乙归妹。帝乙9年征夷。帝乙的垂拱而治给姬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姬昌施展浑身解数，将周国从战败的泥潭里拉出，国家实力逐渐恢复。作为一个眼光与政治天赋兼具的领导，此时的他充分意识到对商作战的持久性与艰巨性，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奉行德政。姬昌的德体现在上为“敬天”，下为“保民”两个方面。这样内取民心，外结方国，将周国在西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德政需要政治作为，也需要政治宣传。既然周是“德政”，那么一贯以暴力治国的商自然就是“暴政”。这种对立形象的塑造很成功，很容易引起受压制的诸侯共鸣。这为周国获得普遍拥护创造了舆论基础。客观来说，姬昌这一阶段的“德政”只是一种模糊的思路，还没有形成足够形而上的纲领，其效果略显打折。而且宣传只能偷偷搞，效果难以提高。姬昌很奢望会有一个天纵奇才为他高屋建瓴地完成归纳与拔高。后来姜尚的出现也将是姬昌攻略商国的转折点。这是后话。当下，姬昌非常清醒，商朝气数未尽，国力并没有衰弱到无法压制诸侯的地步。周虽今非昔比，与大邑商拼地盘、人口、粮食仍不及。一时的痛快、暂时的胜利，也无法改变其必败的结局。怎么办？军事上的“迂回”与政治上的“德”战略并举，“抱商大腿，踹商屁股”的应对方略不改变。岁月已把姬昌历练得老谋深算、胸怀千壑。对帝辛更加小心翼翼，谨慎应对，仍恪守“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吕氏春秋·顺民》）。
鉴于商周所处大势，按大历史观研判，帝辛得宝释姬昌，事件的经过应该是这样：姬昌拘役羑里，姜尚桑林聚义拯救行动就包括在商国内部拉拢帝辛身边奸臣费仲、献宝讨好帝辛和策划周边诸侯国制造些“动静”。这不，动静来了，姬昌的“从王事，无成有终”（坤六三爻）转机也来了！
一是西土诸国的配合：羑里城外，姜尚的“救昌如救己”如同晴天响雷在大地滚动，让姬昌多年的政治栽培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那些附庸于西伯羽翼下的诸侯小国没有鸟飞兽散，而是旗帜鲜明的选边站，到朝歌为姬昌说情者有之，还有“从其囚”，愿与姬昌一起坐牢，真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这让帝辛不得不顾及来自西边为姬昌鸣冤造势的舆论，更不能忽略若真杀死姬昌而引起西土的广泛叛乱，牵制东征大业实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是糖衣炮弹铺路：姜尚桑林聚义后，周国的大臣们四处搜罗各色宝贝讨帝辛的欢心。闳夭、散宜生等人还有选择的“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其中美女就来自于以盛产美女而闻名的有莘国。帝辛可以不理会“美女奇物善马”，但周方国没有敌对之意，一幅忠商的作派让帝辛偷着乐。
三是姬昌表忠心：据先秦简帛书《容成氏》记载，纣王失德有九个方国叛商，被拘禁的文王听说后立即表态：“即便君王无道，臣子也不能造反，应该还要侍奉君王。”纣王听说之后，觉得姬昌忠心可用，于是就召他对话，问他能不能让九邦再臣服于商，姬昌回答是“可”。《礼记》中也记载了“文王抚九国”的说法。从考古与文献来看，西边九邦叛乱是帝辛释放姬昌的真正原因，因为帝辛急需姬昌帮忙。姬昌如此表忠心，帝辛探底，水落“底”出，后续的事情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帝辛得宝，实际上是得姬昌之宝。帝辛明白，为力图东南大业，西方没有大国压住阵脚还真的不行，让姬昌管事应该是最智慧的选择。他开始恨崇侯虎忌能妒才，发神经差点坏了大事。于是帝辛释放了姬昌。此时，姬昌仍不忘“抱商大腿，踹商屁股”，趁机主动割让洛西之地，请求免去炮烙之刑（实际上这是姬昌给商贵族暗送秋波）。帝辛大喜未尽，一口答应，并“遂赐西伯弓矢铁钺，使得专征伐”（见《纲鉴易知录》），就是帝辛给姬昌专门有主持征伐诸侯的权力。
姬昌的转机来了，也不排除有第四种原因，也就是姜尚桑林聚义拯救行动也策动东夷一些部落弄出些转移帝辛注意力的事情来。史载，江、淮之间的东夷发动叛乱，成为商朝最大威胁。帝辛认为西边的周没有颠覆大商的实力，将注意力集中在东南方。但仇隙既在，难保周不乘机作乱。过于自负的帝辛，企图赋予姬昌征伐权并放他出羑里回西岐，暂时可以绥靖周国，诱使他出兵讨伐诸邻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以保证商朝后方的稳定。
综上所述，姬昌脱羑里是一个超级奇迹。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无需判定谁的对错，是多种因素糅合为一，成就了煌煌商周史中的一个片段，而且主人公一个比一个精彩。因为他们生活在晴转风，风引云，云聚雨，雨润土，土生苗，苗成树，树发花，花看世界的历史长河中！
